“實施電話詐騙需借助兩條渠道，一是通信線路，二是銀行網絡。由于這兩條渠道一直監管不力、放任不管，用民警的話說，‘運營商、銀行簡直是助紂為虐’”，這是陳偉才第三次在全國兩會關注電話詐騙。

　　人們關注陳偉才，更多是因為這個做了20年警察的人大代表從去年開始轉行到格力“賣空調”，而陳偉才這次“兩會”關注的，無疑是他昨日短短八分鐘發言的前期工作準備。

　　陳偉才是昨日上午廣東代表團分組審議兩高報告的后一個發言代表，他以“雖然離開警隊，但警察情結、群眾疾苦揮之不去”這樣動情的話開頭，當他拿出隨身帶來的“道具”———一塊兩面分別顯示《2013年被騙100億元電話詐騙利益分配圖》和《跨境電話詐騙犯罪集團架構圖贓款流向圖》的圖表，開始講述他的主題———《行動起來，切斷利益輸送鏈，從源頭和渠道上治理電話詐騙》，全場的鏡頭全部對準了他。

　　在陳偉才的發言稿中，電話詐騙讓人“痛心疾首”是有一系列數據可以佐證的———公安部統計，2013年電話詐騙發案30萬余起，群眾損失100多億元，比2012年分別上升77%、25%，其中使用網絡改號電話作案的占90%以上。

　　這一系列數據的背后，陳偉才想表達的其實是———運營商在這個“詐騙蛋糕”中獲得10%的利益，銀行則在這個蛋糕中獲得3%的利益，為了這13%的利益，事主需要付出100%的代價。

　　陳偉才認為，解決電話詐騙亂象無非要解決兩件事———是把虛擬改號的電話攔截下來，不能讓這些偽號接通電話用戶，這個是“源頭”，如果能做到這步，他說，為了這種“小利”，以公眾被騙1000萬元為例，運營商只賺100萬元，而公安機關偵查破案還需跨境進行，國家為此要開支200萬元。

　　如果“源頭”攔截不成功，這些虛擬改號可以“無障礙”進入手機怎么辦？“如果‘死豬’不怕開水燙，就只能找銀行了，就是即便錢騙到進了賬戶，不要讓他取走”，陳偉才認為，攔截電話詐騙的第二道“關卡”是銀行，他認為銀行應該“管好”銀行卡，而非現狀的無限制發放銀行卡。

　　據餅圖顯示，100億元被騙走的話，過程中銀行收取多級轉賬、取現手續費等費用，會有3億元左右的收益。

　　從2010年提出手機實名制到2013年提出對運營商和各地非法電話企業的縱容，再到今年提出“切斷利益鏈”，陳偉才三個建議的關鍵詞仍是希望“電話詐騙”能引起上級部門的重視。

　　作結語之際，除了對“兩高”提出從源頭和渠道治理電話詐騙，陳偉才“呼喚”湯唯“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挽回部分損失”。他說，目前已有民事訴訟的成功案例，讓事主獲得銀行20%的賠償，他認為，事主多打一點官司，電話詐騙一定會減少。

　　兩大問題

　　(一)運營商的問題

　　網絡改號電話泛濫成災；捆綁電話業務管理混亂；一些員工非法出租網絡電話線路參與犯罪;手機實名制未落實，警方每打掉一個電話詐騙團伙，都能繳獲成百上千張無記名手機卡，僅溫州一家淘寶店，每年銷售的電話卡就達3 0 0萬張，都無需實名登記；

　　(二)銀行的問題

　　銀行卡發卡泛濫、實名制未落實，深圳偵辦“4·4”被騙2264萬元一案中，繳獲1720張作案用銀行卡，無一張是實名辦理登記。臺灣警方經常發現從大陸運來一整包一整包的銀行卡；銀行網絡在境外轉賬、分解資金毫無限制，贓款數分鐘內在境外被卷走。

　　兩大建議

　　為從源頭和渠道上治理電話詐騙，建議：

　　一、兩高出臺司法解釋：將出售、購買信用卡行為納入出售、購買偽造信用卡行為，按照刑法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處罰。

　　二、高法通知各級法院依法受理、立案和審判涉及電話詐騙的民事訴訟。

　　由于用戶交付來電顯示費用，按電話條例要求，運營商應提供“準確的號碼”，而卻提供虛假號碼致用戶被騙，適用《侵權責任法》應負民事賠償責任。民事訴訟是“不告不理”，全國被騙用戶可依法提起民事訴訟，并向法院立案庭提交證據包括：

　　1.民事訴訟狀；2 .身份證明材料；3 .銀行賬戶信息；4 .支付詐騙款項的憑證；5 .電話用戶資料；6 .與詐騙相關的短信、通話清單。

　　機關重重　步步驚心

　　電話詐騙團伙如何煉成？

　　跨境電話詐騙犯罪集團的“老大”是團伙總頭目，以臺灣人為主，一般的組成是“合伙股東”

　　跨境電話詐騙犯罪集團的“老大”是團伙總頭目，以臺灣人為主，一般的組成是“合伙股東”。

　　團伙總頭目分別“單聯”以下幾方：與網絡電話技術保障組聯系，獲得通訊支持；與話務團伙窩點聯系，并出資組建；與取款頭目聯系，監控詐騙款動向；與洗錢組聯系，詐騙成功之后立刻獲得分成。

　　根據公安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：電話詐騙犯罪已演化為3個相互依存、相互合作的產業鏈，團伙運作變成了體系運作，原來取款的發展坐大為地下錢莊，專門負責替若干個詐騙窩點轉取贓款；原來做技術維護的發展坐大為電話線路“供應商”，專門負責租賃服務器，在互聯網上搭建詐騙網絡平臺并與傳統通訊網對接，提供任意改號、群呼群叫服務和線路維護，出租給若干個騙子使用；原來撥打詐騙電話的，專司騙術，負責設窩點，撥打電話誘騙百姓上當。也就是說，當前的電話詐騙犯罪一般由3個相對獨立的犯罪主體組成，每實施一起詐騙案件都需這3個犯罪主體合作完成。三個團伙之間大多互不見面，以租金、提成等金錢為連接紐帶。

　　幾通電話如何騙得受害人轉賬？

　　話務團伙窩點專業到什么程度？如果事主回撥會有電話錄音自動回復，在通話過程中甚至有“情景配音”

　　為什么人們會將錢轉到一個素不相識人的賬戶？陳偉才列舉出目前普遍的詐騙手法———“郵包涉毒”，過程大概如下：事主接到一個固定電話號碼呼叫，被告知“你有包裹，但是地址不詳，無法送達，如有疑問，請回撥×××號咨詢(一般是單號或固定電話號碼)”，如果事主回撥，就會與詐騙團伙接上線。

　　然后，事主會被告知“資料不詳，報上姓名以便核對”。然后，下一個話務員撥通事主電話，謊稱是警方“發現包裹涉毒”。隨后，“檢察院”、“法院”的電話陸續撥入，終告訴事主“如果你不是涉毒，就是個人信息被冒用”，以“你的賬戶已經被犯罪分子操控”等理由，說服事主將錢轉到“國家銀行管理局有公檢法監控的安全賬戶”，這個“安全賬戶”，其實就是詐騙團伙收錢的賬戶。

　　通過連續五六個不同“角色”的電話接入，并且全部都是顯示當地官方號碼，事主通過撥打114“核實”之后，信以為真，將錢匯入指定的“安全賬戶”，終上當受騙。

　　操辦這個流程的是“話務團伙窩點”，這個團伙一般由約20人組成，全部是團伙頭目從各省份招聘回來的，統一培訓，在每次詐騙中，每個人只扮演一個角色，可謂絕對專業版的cosplay。

　　話務團伙窩點一般布點在東南亞各地，全部從大陸招聘到當地進行專業培訓和專業角色扮演，專業到什么程度？如果事主回撥會有電話錄音自動回復，在通話過程中甚至有“情景配音”，比如“公安”打過來，背景音樂會聽到其他“公安”也在打電話“處理警情”。

　　騙到錢后如何“逃避”銀行凍結？

　　臺灣街頭，團伙里的摩托車手一接到指令，就奔向各個有銀聯A T M機的銀行網點取錢

　　當事主將錢匯到騙子指定賬戶之后，如果發現自己“上當受騙”，大可“凍結”賬戶，對騙子來說，“時間就是金錢”，如何以快的速度將這些賬戶上的錢拿到手上？

　　“你知不知道現在電話詐騙三分鐘錢就能去到美國和臺灣”，陳偉才描述詐騙款被取走的“神速”。要完成“快速取錢”需要兩個環節。個環節是要讓洗錢組對“安全賬戶”的錢進行轉賬拆分，比如100萬元，要拆分成50個賬戶，每個賬戶存2萬元(因為銀行ATM機每日取款額度是有限制的)。洗錢組一般通過網銀完成這些操作。

　　洗錢組將錢從“整”拆為“零”，并由“取款團伙”接手將錢取出。一個“有能耐”的團伙可以在1小時內全部取出2000萬元，取款頭目下面可能會有10個“車手組”分頭作業，每個“車手組”會有若干個車手。臺灣街頭，團伙里的摩托車手在各個有銀聯A T M機的銀行網點前“飛車”取錢，由于每張卡只能取2萬元，一個車手一般不能去太多的地方，否則會耽誤時間，而且他們基本只選擇摩托車而非汽車等其他交通工具，因為這樣“足夠快”。

　　萬一未在規定時間將錢取出，而被事主報案并進行賬戶凍結，取款團伙是要向團伙總頭目賠償的，因為由于他的“手慢”，讓整個團伙“失利”。

　　用于轉賬的眾多銀行卡來自何方？

　　提供身份信息及證件的群體，除了群眾演員、建筑工人，甚至還有大學生

　　無論是詐騙分子對事主指定的“公檢法安全賬戶”，還是取款團伙每次只能取2萬元的銀行賬戶，取款的“載體”全部來自大陸境內的銀行卡。

　　如果騙取1000萬元，需要500萬張銀行卡才能分拆賬戶并取出存款。而且取款后的卡一般都作廢，巨量銀聯卡從何而來？

　　據參與過這類案件的警察說，目前這種銀行卡辦理服務非常成熟。以北京為例，那些聚集在北京電影廠門口的群眾演員也是辦卡對象，辦卡方式有兩種———如果是本人自己去辦卡再上交給買卡嫌疑人，這樣大概獲利200元，但如果只是提供身份證需別人代辦，則可能只收入50元。

　　據稱，這些提供“身份信息”的群體中，除了群眾演員，還包括工地的建筑工人甚至有大學生。而農村的提供者則更加“簡單粗暴”，農民直接將身份證賣給收卡人，然后掛失身份證重新補辦，收卡人則拿著“別人”的身份證去辦卡，而銀行對“是否本人來辦卡”的識別是有限的。

　　顯示“官方電話”為何會是騙子？

　　團伙技術人員遠程進入我國程控網，將境外網絡電話顯示號碼修改為“官方電話”

　　為什么來電顯示為公檢法部門的“官方號碼”，卻是“詐騙電話”？完成這項統籌工作的是“網絡電話技術保障組”。這個保障組通過向掌控電話資源的團伙購買或承租電話網絡資源，“資源”初的源頭來自運營商，一級運營商一路向下發展至二三四五級運營商甚至個人，后“保障組”從他們手上購買“資源”，并向話務團伙窩點提供“資源”和技術支撐。

　　根據公安部門的統計，目前境外改號網絡電話進入大陸的渠道有三個：一是通過廣州、上海、北京三個國際端口局落地進入我國程控網。如“9·28”專案，專案組共截獲2400萬條詐騙電話數據，這些改號的網絡電話，就是騙子經新加坡電話公司、香港M 800公司在廣州國際端口局聯通公司對接落地。

　　二是各地電話企業違法開辦網絡電話業務，將境外改號詐騙電話落地對接進入程控網。如“3·10”專案，專案組截獲84萬條詐騙電話數據，這些改號的網絡電話，都是騙子經廣東清遠聯通公司、廣州國際端口局聯通公司落地打進百姓家。

　　三是鐵通香港公司非法落地境外改號電話并接入內地程控網。如“10·11”專案，專案組僅半年時間就截獲2100萬條詐騙電話，這些改號為境內公檢法機關號碼的網絡電話，都是從鐵通香港公司落地，通過各地鐵通公司進入程控網。

　　取款團伙取款后如何“分贓”？

　　整個跨境電話詐騙犯罪集團的利益鏈是這樣的：

　　，話務團伙窩點的話務員收入一般是“底薪加提成”，有說法稱是5000元左右的“底薪”，提成則按照“成功率”和詐騙額度等因素進行提成。

　　第二，洗錢組從“公檢法安全賬戶”取錢后，一般自提5%的利潤，然后將剩下的錢“傳給”取款團伙。

　　第三，取款團伙其實要做兩件事，一是要準備巨量的銀聯卡，“下線”自然是收卡的人;二是要快速取款，取款未遂“車手”甚至有可能被警察逮住。所以“成本高”，而回報也相對高，取款團伙會獲得12%的利潤。

　　第四，取款團伙取到“散錢”之后并且提取利潤，然后將剩下的贓款重新“化零為整”傳到統一賬戶，回到下一輪的洗錢組手上，這些洗錢組按此前的分贓方案，將賬款按照比例分別匯入團伙總頭目、網絡電話技術保障組、網絡改號線路提供者的賬戶，前者占利潤的40%，后兩者則占10%。